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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1页）

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

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935年，国难日益深重，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

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易水（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

因语涉日本天皇，日方以“侮辱天皇”

为借口，向国民党当局兴师问罪。

国民党畏于其淫威，竟与日本沆瀣一气，查封《新生》，逮捕发行人杜重远，判刑一年两个月。

酿成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

。

屈膝媚日丑态令海内外所不耻。

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当局的运动，终以“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撤销而平息。

但至7月，国民党又修正通过限制更多、规定更严苛的《出版法》，再次激起新闻界、文化界的抗议。

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纷纷批判《出版法》。

邹韬奋办《大众生活》周刊，发表社会名流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

。

北平的张东荪、谢冰心、罗隆基及“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国事不能不问”

的梁实秋，共同创办《自由评论》周刊。

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新开张》一文，其中说：

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惑不安者，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

梁实秋带有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基本上是反文学主潮又不失针砭的，他的这段话，比简单地骂几句国民党的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质，要深刻得多，具有深远影响。

7月，何应钦按照“何梅协定”

，命令隐藏一切抗日纪念物，讨好日本。

为在抗日中捐躯的将士所立的“大青山公墓”

墓碑也遭到遮盖。

胡适以诗《大青山公墓碑》讽之，他对中国战胜日寇的信心已十分明朗：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在争民主、争自由的洪流里，大学生也投入其中。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学生自治会声明，“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记”

。

冰心出版《平绥沿线旅行记》、小说集《冬儿姑娘》。

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沈从文发表小说《顾问官》《八骏图》《自杀》《新与旧》，出版小说集《八骏图》。

胡适发表论文《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政论文《敬告日本国民》《华北问题》等，出版《南游杂忆》《胡适论学近著》等书。

林徽因创作小说“模影零篇”

之《钟绿》《吉公》，写诗《城楼上》及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萧乾出版《书评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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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和人格，构成逝者的历史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