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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为国民争人格（第1页）

傅国涌

蔡锷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不幸英年早逝。

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恩师梁启超先生沉痛地说，他之所以反袁是“为国民争人格”

。

1915年12月，蔡锷在护国寺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

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他留下的遗嘱中也有“以争国民人格”

之语。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出发点，所以护国战争胜利后，他以“再造民国第一人”

辞去一切职位，毅然放弃权力。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15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华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成为他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那时就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于毛锥中讨生活”

，透露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的想法。

对于这位小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也甚为器重。

从此，他们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

1899年，蔡锷东渡日本，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被誉为士官“四杰”

之首。

1904年，他学成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督练新军6年。

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他和黄兴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友谊，对共和的信念也是坚定的。

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30岁就成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

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

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才得以到日本读书。

梁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那么少年蔡锷东渡日本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

如果不是袁背叛民国，悍然称帝，以蔡锷之稳健、仁义，他是断然不会反袁的。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

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

。

但他又反对“株守议和”

，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

，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也对袁隐约表示了不满。

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指责袁企图通过所谓“国民会议”

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认为“袁之狡谋”

是“懈我军心”

，鲜明地指出民国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

。

并提出“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