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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从前日本参谋部在中国各地驻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动的。

在民国五年以后，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动。

而外务省所辖的领事官，除了管理侨民之外，对于本地方的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大和军政界干部的人们来往，所以取得情报的能力，陆海军人较之领事官为大。

自从国民党改组而后，国民党的中央，对于日本取一个不理睬的态度。

而各地的民众，是绝对排日。

两三年当中，在南方各地的驻在武官，和当地的军政领袖，几乎失了关系。

此时党的组织，渐加严密，从前两院的政客们，除了真是做革命党的而外，也不能东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报而操纵的线索，因此更少了一个大部分。

因此参谋本部对于中国问题，足以时时处处，胜过外务省的能力少起来了。

这是前内阁的对华方针居然可以自己决定，而外务省居然可以不受参谋本部指挥的一个大原因。

本来，日本人的对华观念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大体都差不多。

维持在满洲的特权，和在直鲁及三特区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维持日本在中国的最优发言权支配权，尤其是经济的支配权。

这几种根本政策，现在在政治上的人物，谁也没有两样。

当然外务省系的人和参谋本部系的人，决没有根本上的不同。

然而因为对于世界关系的认识两样，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就有很大的不同。

尤其近年来我们觉察到日本对华的态度，有一个转换。

从前属于外交系的人，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崇拜英国，事事听英国的话。

关于中国的方针，尽管遇事主张日本的特殊利益、特殊权力，而遇事都仰英国的鼻息，尤其是加藤高明统率外部和总理内阁的时代，这一个趋向，是很真切而极端。

本来加藤是替桂公爵办事的一个人，然而他只懂得桂太郎亲英，不懂得桂太郎排英。

桂太郎死后，他领袖宪政党十年，这十年的当中，他把桂太郎早认为已经任务终了的日英同盟，仍旧奉为天经地义。

直到欧战既终，日本以欧战当中积极、消极对于英国那样的帮忙，到底不能得到英国的感谢。

满期的英日同盟，日本政府和民间，还想要勉强运动保持，然而被英国半文不值的丢了。

自此以后，外交系的人，对于英国，才渐渐不像从前那样恭顺。

在一方面，这几年来，中国极度的排日热，一转而为排英热，同时不能有两物生存于同一个空间，积极排英，当然便把日本问题冷淡了下去。

外交系的人，他们很留意中国人心的趋向，看到这一个情形，很了解这是挽回中国民间排日风潮的机会，绝不愿意再跟英国走，不惟得不到利益，反替英国人负责。

在陆海军系的人，尤其是陆军系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一切的方针，向来是抱定一个进取的国防计划，所谓&ldo;蝎形的政策&rdo;，一切方法都从这里面打算出来。

他们向来不问国际情形如何，便一意孤行，也要遂行他的策略，所以倒不像外交系的人那样奉英国若神明。

而在近两三年来陆军参谋部内的日英协调论非常浓厚起来了。

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是绝不利于日本，而在南方中国，日本又没有独行其意的势力基础。

为压伏中国革命运动计，他们便想取一个&ldo;北日南英中协调&rdo;的政策，就是对于南部中国，英国独立处理之。

北部中国，日本独立处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