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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但是由于一些不知道的理由，该计划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如果一些基本的问题不能通过不太正式的方法加以解决，那么，国防部长就可以指示军种参谋长，要求他们以有助于他作出决定的方式草拟关于此类争论的报告书。

然后，当他确定了对基本问题的态度后，就应制定一些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文件，以澄清高级当局的指示中的模糊之处。

采取这种领导方式，就可以恢复预期的制定战略的程序，和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履行职务提供健全的基础。

可惜，这种领导方式一直没有形成，因此，美国战略或多或少地成了政府编造国防预算时的偶然形成的副产品。

从第三章和第四章关于&ldo;新面貌政策&rdo;的演变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防部长在规定编造预算的指导方针时，虽然并不一定预见到这种行动的结局，但通过对这种指导方针的运用，却使他成了我们军事战略的真正制定人。

对国防部长来说，规定这种指导方针不是一种专横的行动，而是为了执行政府行政部门的政策，尤其是预算局的指示，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当战略制定机构无法工作时，他感到必须根据财政部的支出指标规定编造预算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

结果，这些基本规则对美国今天的军事态势和今后几年中的军事态势产生了影响。

这种指导方针常常限制了军事人员的数量，总的防御开支以及各军种间军费的分配，有时也限制了装备和补给品的储备量以及各军种为了适应战争需要而储存的弹药数量。

在过去几年中，每年都不得不削减核定的军需储备量，因而也就缩短了我们部队在全面扩大战时生产之前所能支持战争的时间。

各军种接到编造预算的指导方针后，应立即根据该方针制定本军种的预算。

在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国防部长和审计长经常召集各军种部长和各军种参谋长商谈各军种预算的编造情况。

我总是发现，威尔逊先生和麦克艾罗伊先生非常急于规定每个军种&ldo;受审&rdo;的日期，并且急于得到一个全面的关于预算指导方针对该军种影响的报告。

虽然在这些会议上，经常议论纷纷，但我从未看到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对最后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尽管各军种的代表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进行了滔滔不绝的辩论，然而，预算分配的百分比几年来始终未变，即陆军23％，海军和陆战队28％，空军46％。

这种按军种编造预算的方法有严重的缺点。

它掩盖了预算对各&ldo;专职部队&rdo;的影响。

换句话说，三军或多或少地孤立地发展自己的部队，以致从未统一考虑每一类部队，如由海军和空军组成的战略报复部队。

同样，也不可能确切地说明从国防预算中得到了多少大陆防空部队，因为这是另外一种几个军种都作出了贡献的部队。

换句话说，当我们考虑作战任务时，我们是从横的方面看我们的部队，但在编造国防预算时却是从纵的方面看我们的部队。

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得很好：&ldo;陆、海、空军单独作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rdo;我认为这种说法意味着，我们应当根据特遣部队的原则组织我们的战斗部队，即根据所要完成的任务把适当比重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分配给野战指挥官。

这种根据战斗需要来考虑部队的组成，但却根据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分类来&ldo;购买&rdo;我们的部队的现象，是不正常的。

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美国从单项预算或一系列预算的开支中，究竟&ldo;买&rdo;到了多少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