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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他们认为自己手中还保留着用刑之权。

是他们，而不是加尔文或者任何一个传教士，要对自由市民的行为负责。

路德、兹温格里，或任何其他改革者，在这以前都未曾试图夺取过那保留在市行政当局手中的权力。

加尔文生来是一个独裁主义者，他立即着手使市行政会成为只执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机构。

由于他没有合法的权力去干那样的事，他用开除教籍的方法为自己建立权力。

他灵机一动，把&ldo;圣餐&rdo;的宗教神秘，变成推进他个人权力，并对他的放手施加压力的一种方法。

在一段时间内，加尔文主义的传教士决定只让道德行为令人满意的人参加上帝的圣餐。

如果传教士拒绝让一个人参加上帝的圣餐，此人从此就被黜出教门，也将被开除市籍。

这一新武器威力无比。

谁也不准再同那犯错误的人说话，按小学生的说法，没人再同他来往了。

谁也不能卖东西给他或向他买东西。

这样，这一开始看来是纯宗教的手段，应由教会当局处理的，就变为社会的和商业的抵制了。

如果宣布对一个人实行抵制后，此人还不投降，还拒绝公开检讨罪行，加尔文就对他毫不客气，下令将他流放。

虽然是最受尊敬的公民，一旦为加尔文所厌恶而成了加尔文的敌人，就不能再在日内瓦容身。

无论是谁，如果公开同加尔文持有不同意见，他虽生之日，犹死之年。

这些可怕的权力使加尔文得以消灭任何敢冒险对抗他的人。

他放胆的一击，犹如雷电闪光在手，就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从来没有控制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受到挑战。

天主教会内有一个自较低到较高直至最高地位没完没了的各级僧侣统治当局，在教会直接决定开除它的信徒之前，可以向他们提出上诉。

开除教籍是一个超个人的行动，完全不属于个人的专断权力。

但是加尔文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在实行他的权力意志时更为冷酷残忍，他轻易地强迫传教士们和宗教法庭就除名一事表态。

他把这可怕的开除教籍的威胁作为经常性的惩罚，这样就无限制地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力。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预测到恐怖的效果，也猜揣到那些怕遭到同样命运的人的焦虑。

加尔文要求每月安排一次圣餐，市行政会好不容易才改为每季度安排一次。

但加尔文决不允许从他手里夺走那最强有力的武器‐‐开除教籍并随后驱逐出境。

只有动用了这武器，他才能够开始他一直渴望着的战斗‐‐为极权的战斗。

独裁、刻板的教规和好斗劲头的必然增长，这些暂时性好处，是以必须付出许多人的权利作为代价的;新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古老的自由;当一个民族觉察到这些之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已消逝了。

在日内瓦，当几年过去后，公众才逐渐明确了。

公民们赞同宗教改革，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们自愿地集结在市场，举起自己的手表示承认这一新的信仰，但他们对于共和精神的骄做，使得他们对监督他们的巡捕产生反感。

他们强烈反对把他们象犯人一样地在城里赶来赶去;强烈反对强迫他们到教堂向加尔文老爷颁发的每条法令宣誓效忠。

他们不赞成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被流放，而这些仅仅只是因为喝了一杯酒后情绪高涨唱歌取乐;或者只是因为穿的衣服看上去色彩太鲜艳而被加尔文老爷或法里尔老爷认为太奢侈了。

人民开始询问：这些僭取如此高位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日内瓦人吗?他们是曾经帮助创造这城市的伟大和财富的那些古老移民的后裔吗?他们是几世纪来和显赫的家族联姻或者血缘相连的久经考验的可信赖的爱国志土吗?不，他们是新来者，从法国亡命而来，人民殷勤地接待他们，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栖身之所，以及高官。

这来自邻国的税吏的儿子为他自己筑了一个温暖的窠，请来了他的兄弟和他的妻舅;而现在他竟然胆敢责骂和欺侮有名望的自由市民了。

他，这个法国流亡者，是他们任命了其人以新职，而他竟擅自制订了关于谁可以和谁不可以在日内瓦居住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