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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1当时&ldo;创造社&rdo;出版部的地址是宝山路三德里a11号，所以他们就用&ldo;a11&rdo;作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ldo;创造社&rdo;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

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ldo;创造社&rdo;、&ldo;太阳社&rdo;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ldo;创造社&rdo;和&ldo;太阳社&rdo;的论争，以及&ldo;创造社&rdo;的内部分裂。

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ldo;陈托取消派&rdo;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

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

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二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ldo;共同对敌&rdo;。

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

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

正和这之后一个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ldo;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rdo;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ldo;……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rdo;。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ldo;创造社&rdo;、&ldo;太阳社&rdo;、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

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ldo;创造社&rdo;、&ldo;太阳社&rdo;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ldo;左联&rdo;的筹备工作人员。

当郑伯奇问&ldo;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rdo;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ldo;左翼作家联盟&rdo;这个名字。

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

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ldo;左联&rdo;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

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ldo;左联&rdo;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ldo;潘汉年案件&rdo;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ldo;左联&rdo;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

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ldo;左联&rdo;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ldo;左联&rdo;、&ldo;社联&rdo;、&ldo;剧联&rdo;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

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ldo;文委&rdo;）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望、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