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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2页）

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朝廷和那些平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臣们，对这件事情，竟然比自己敏感得多。

曾国藩从来就对自己有着清晰定位。

身为一个汉人，曾国藩从不认为自己深得朝廷信任。

毕竟，这是一个满人的政权，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私家天下，自己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外族人，肯定是会让那些怯懦的满人忌讳的。

不仅仅如此，自己在上上下下，还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更让他们提心吊胆了。

早在1861年10月，当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已经感到寝食不安了，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自己的&ldo;权太重，位太高，虚望之隆，悚愧之至&rdo;。

因此，&ldo;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rdo;。

况且朝廷现在由孤儿寡母掌权，自身的虚弱，决定了他们肯定会稍有风吹糙动，都心惊胆寒、神经过敏。

自己组建湘军那么多年，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直到江南大营被破，朝廷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才授予自己两江总督的职位，这本身就说明朝廷对自己的不信任。

朝廷的疑虑，曾国藩当然不可能改变，要改变的，只能是自己，自己只有加倍小心谨慎，才能赢得朝廷的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放弃权力。

手握权力，就是手握潜在的危险。

一直大权在握的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战战兢兢走独木桥一样，稍有不慎，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实际上在进攻金陵之前，曾国藩就考虑过是不是应该退隐了。

对于熟读中国历史的曾国藩来说，这当中潜在的危险他是最明白不过的了。

功高震主，权倾东南，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臣被诛的例子还少吗？他知道，攻下金陵容易，至于平平安安地从第一功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比较困难了，那是需要胆大心细极高明的策略的。

为了安全起见，曾国藩甚至避免去摘这个果实。

这么多年的战争下来，曾国藩感觉自己已是强弩之末了，他时常感到无限的疲惫如铅注一样灌满了全身，他真想退下来，憩息于青山绿水之中，做一个村夫野老，惯看春花秋月。

但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正在兴头上，拼着命要亲手攻下金陵，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听之任之了，只是他每次给曾国荃写信，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曾国荃。

曾国藩总是一再说，我现在居于高位，又窃得虚名，时常有惊恐之感，那些历史上的重臣们，能够保持善终的极少，我担心的是我在这样的位置上不能保护你们，我倒霉的时候，也会连累你们，所以我们要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提醒，以避免大灾难。

金陵完全合围之后，苏州、杭州陆续攻下，只有金陵迟迟不下，曾国藩越发感到自己拥兵揽权，易遭疑忌。

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曾国藩觉得是一个危险的兆头‐‐时任江西总督的沈葆桢在&ldo;厘金收入&rdo;中再三为难湘军，居然裁减了湘军的军饷。

当然，沈葆桢此举也实属无奈，江西连连支付湘军的军费，已不堪重负，作为地方官，他当然要照顾本省的利益。

曾国藩很生气，收集材料参了沈葆桢一本。

沈葆桢也不示弱，告到了户部，奏请江西厘金概归本省经收。

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户部居然支持沈葆桢！

这件事情让曾国藩非常不快。

虽然沈葆桢是一代名臣林则徐的女婿，但作为江西总督，毕竟归自己所辖。

曾国藩又上疏力争，这一回朝廷有所让步，让他跟沈葆桢分享厘金。

这个判决还不足让曾国藩满意。

后来，曾国藩想清楚了，这是朝廷故意在打压自己，权力的平衡一直是执政者所要考虑的，一切还是因为自己的兵权太重了。

曾国藩甚至意识到类似的事还会没完没了，朝廷肯定会有计划地对自己的权力进行削减。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无奈何只得向朝廷打报告，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理由，要求回老家养病。

在曾国藩看来，如果能早早离开这个危险的位置，也不失为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