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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有的放矢，制订出一套重点设防、以静制动的战略，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最精锐的部队不应该跟着捻军运动，要&ldo;以我为主&rdo;，在摸清捻军活动范围的基础上，扼守四个关键地点，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以及河南的周家口。

曾国藩亲自守徐州，安排刘松山守临淮，刘铭传守济宁，张树声和周盛波驻防河南的周家口和归德；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再安排四支机动部队进行突击，他们分别是潘鼎新、易开俊、张诗日统率的三支陆师，再加上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率领的一支马队。

这四支精锐部队直接由曾国藩指挥，至于其余的武装力量，则由四省巡抚率领。

这样，对捻军作战，一直保持着&ldo;四镇四游&rdo;的力量，&ldo;一省有急，三省往援&rdo;，也就做到了&ldo;往来神速，呼吸相通&rdo;的格局。

曾国藩此次堪称&ldo;全民动员&rdo;‐‐在地方上，曾国藩责令各省巡抚在捻军经常出没之地修筑圩寨，设立圩长，实行坚壁清野，使捻军得不到一点给养；又制定查圩法，对圩寨进行彻底清查，把与捻军有关的人列入莠民册，按册缉捕捉拿，其他的列入良民册，推行保甲连坐。

圩长则具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

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一策略，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

曾国藩还派幕僚薛福成等人，对于各地村寨的执行情况明察暗访，对一些违规的村寨和村民，大开杀戒，杀一儆百，尤其是在亳州、蒙城一带，有时一个村寨就诛杀十多人。

这样一来，当地的百姓很少敢跟捻军联系了，捻军没有村民作掩护，不仅失去根据地，也失去了存在基础。

一年后，即1866年7月，曾国藩进一步完善了战略思想，那就是要把捻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选择河流作为自然屏障，在河流边布防。

曾国藩把捻军的活动范围锁定在运河以西、贾鲁河以东、黄河以南、沙河与淮河以北的地区，在可能渡河的岸边重点布置人马，制造屏障，封锁住这些河流。

这样，捻军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马队也就没了优势。

这个办法，真亏曾国藩想得出来。

应该说，这完全是一个笨办法，因为防范面积之大，工程量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但在没有更好手段的前提下，这样的笨办法，也不失为一个聪明之举。

很快，这个办法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捻军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狭小的区域里，顿感局促，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驰骋了。

当捻军的马队跑不起来的时候，曾国藩部队的洋枪洋炮也就派上了用场。

应该说，曾国藩这一战略，在具体施行过程中，是有相当作用的。

这也使曾国藩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几乎跟捻军打了一个平手，而且有效地消耗了捻军的实力，摸索到了一整套对付捻军的经验，这也为后来李鸿章的最后获胜奠定了基础。

在剿捻的过程中，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他与地方关系的处理。

地方大员的处事不力，让曾国藩很是头痛。

由于剿捻牵涉到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湖北等好几个省，地域广大，加上参战的部队良莠不齐，异常复杂，政令经常不畅。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得劳神耗心地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内部矛盾：有地方军和正规军的，地方军与地方军的，黄河北岸军和南岸军的，湘系与淮系的，等等，错综复杂。

处理这些千头万绪的矛盾，是一件极耗心力的事情，而且，对于做事认真执著的曾国藩来说，处理复杂矛盾，本来就不是曾国藩的特长。

尽管曾国藩在重新出山之后颇得黄老之道，但对于朝野内外那种复杂无比的人事关系，坚持原则的曾国藩一直颇感失望。

可以说，这些盘根错节，让曾国藩觉得心力交瘁。

每当曾国藩处理一件类似的事情，他就会平添一分失望，也萌生一分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