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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人权罪犯是公民同胞，和每个人朝夕相处，他们可能有权有势，而且异常危险。

如果军队和警署曾是恐怖的化身，那么士兵和警察也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尊重人权的典范。

他们的数量和对杀伤性武器的精通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现实……士兵和警察可能在等待时机，阴谋卷土重来。

他们也可能希望保住或赢得大众的同情。

如果对他们太过严厉‐或者法网撒得过宽‐就可能事与愿违，正中了他们的下怀。

但是，他们的受害者不能简单地宽恕和忘却。

这些问题不是抽象的大话，而是当今十几个国家面临的严酷现实。

如果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更多的国家摆脱了恐怖政权，那么类似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由于情况各异，问题的性质也各不相同。

马霍麦德大法官接着谈到南非的局势：

要想成功地谈判过渡，过渡的条件就不仅应该得到被迫害一方的同意，也应该得到因为向&ldo;以自由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社会&rdo;［引自宪法］的过渡而感受到威胁的那些人的认同。

如果宪法永远保留着不断反击和复仇的可能性，那么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因落实宪法而受到威胁的人们的认同……[4]

纽伦堡审判的方案之所以不为南非的谈判者青睐，还有其他令人信服的重要原因。

那些原因会给本已负担不轻的司法系统添加更加难堪的重负。

我们有过这类案件的经验，比如1995年和1996年对前警察局死刑队头目尤金&iddot;德考克的公诉，然后是1996年对前国防部长马格纽斯&iddot;马兰将军及其他一些将军和军官的公诉。

司法部和安全部门（警察）调集许多人力、历时18个月才成功地将德考克送上法庭，由于他曾担任公职，国家不得不负担其高达500万兰特的法律费用，此外还有诉讼及诉讼机构和证人保护计划的费用。

在马兰及其同案犯的案件中，公诉失败，而费用则达到了天文数字，几近1200万兰特（200万美元），也由国家来负担。

在一个资金紧张，教育、医疗、住房等诸多领域问题重重、亟待解决的国家，必须在国家能够负担什么的问题上作出艰难的抉择。

我们也不能允许这类侵犯人权案件的细节向大众传播的时间过长，因为这会让许多人悲伤沮丧，对脆弱的和平与稳定造成过大的干扰。

我们当然做不到像纳粹的&ldo;追杀者&rdo;那样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然穷追不舍。

我们必须平衡正义、责任、稳定、和平与和解的各种要求。

我们完全可以实行冤冤相报的正义，让南非倒在废墟中‐如果这也称得上胜利，那就真是皮洛士的胜利[5]，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