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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虽然到1989年时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方针，但国内当时存在（直到苏联解体为止）的经济制度既不是指令式经济制度，也不是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经济处于僵滞状态：指令式经济已经不起作用，而市场经济尚未出现。

由于改革，产生了一些在集中计划的拥护者看来反常的刺激因素，但市场体制的基础仍然薄弱，而对市场转变有决定性作用的措施‐‐放开大部分价格也迟迟没有实行。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说苏联经济制度不可改革的人的论据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以进行局部改革，当时也是这么做的，但总的来说，制度的行为原则必然要么是市场的，要么是指令式的，确认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存在作出这一选择的简单办法。

除了制度问题以外，俄罗斯的特点也使得苏联的经济转变比东欧和中欧国家困难得多。

问题不仅仅在于俄罗斯的行政指令体制存在的时间更长，苏联的国家面积和气候条件，再加上苏联计划管理的遗产，甚至给那些力求加快向市场转变的政治家制造了（现在还在制造）很多困难，比如说，比匈牙利或捷克的困难还多。

菲奥纳&iddot;希尔和克利福德&iddot;加迪最近发表的著作（其中分析了因西伯利亚城市的粗放发展而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9］。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坚持市场经济标准的话，那么达尔关于不可抑制的（prohibitive）社会政治成本的看法就是完全正确的［10］，不能简单地把整座整座城市关闭了事，哪怕它们全都根本不可能变得有经济生存能力。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从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到政治多元化

从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到政治多元化

西方某些政治评论家跟在俄罗斯激进派后面（成为激进派的往往是那些在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而不再追究持不同政见者之前一直是顺从的国教徒的苏联公民）批评戈尔巴乔夫，指责其主政时期苏联政治改革进展缓慢。

实际上当时的变化特别快，尤其是在1987年和1990年之间。

至于东欧各国政权的更迭就更不用说了，它发生得还要快‐‐1989年就发生了，不过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存在于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架构消失得非常快，因为那里大多数居民都认为这些制度架构是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它们只能暂时得以维持，直到苏联领导人不再愿意使用军队这一最后的手段来保护不受欢迎的制度和不受欢迎的领袖为止。

但对有着革命前专制传统和70年共产主义制度实践的俄国来说，实现从极端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向政治多元化和三年来的种种选择的转变意味着完成一次极其迅猛的突破。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要求改变的重要因素很多，但对苏联制度改造之所以恰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其他委员的观点如今已经通过当时的文件以及大量的回忆录广为人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实行过哪怕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稍稍相似的政策，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观点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这表明他热衷于改革和乐于接受新思想，说得客气一点，这可不是政治局这一层次的人所具有的特点，对新思想的这种开放性是至关重要的，苏联任何一位领导人（而实际的选择也非常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取消对关于&ldo;多元化&rdo;的溢美之词的禁忌［11］，而只会使用他所控制的大量杠杆‐‐从书报检查制度和党的纪律到动用强力部门‐‐来制止激进的改变［12］。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夏季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直到1989年才变为政治现实，其中最根本的改变是对拥有实权的立法权力机关（1989年最高苏维埃竟然否决了雷日科夫所提部长人选的13）［13］实行差额选举。

&ldo;改革&rdo;一词并不能十分恰当地界定对苏联制度实行改造的意义。

戈尔巴乔夫把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看做转折点是对的，按照他的说法，他在代表会议上的主要报告的目的实际上是要&ldo;和平、稳妥地从一种政治制度向另一种政治制度转变&rdo;（黑体是我用的。

‐‐作者注）［14］。

改造已超出取消限制的范围‐‐民主化开始了，然而民主化是一个过程，它不等于已经形成的民主。

尽管无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还是在其后俄罗斯继承人执政时期，制度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但它毕竟已成为一种政治上多元的、同共产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的制度。

应当指出的是，有利于把多元化原则引入苏联政治制度的主要决定是在鲍里斯&iddot;叶利钦在政治进程中尚未起任何作用的时候作出的，1988年夏季十九次党代会支持导致多元化决定时（顺便说一下，当时很多代表是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投赞成票的），叶利钦虽然在形式上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但他的意见在党内已经无足轻重，他在那场以通过了向代表会议提交的一些十分激进的文件而告终的争论中未起任何作用，但是新的多元化原则使他受益匪浅，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他还使这些原则补充了很多内容，在1989年的选举中，叶利钦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成为新的立法机构中来自整个莫斯科选区的代表，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

不过，正如当时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杰克&iddot;马特洛克所说，&ldo;更令我吃惊的不是叶利钦取得胜利，而是选票的统计真实可靠&rdo;（黑体是马特洛克用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