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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2页）

我谈到台湾的生活，谈到大弟汉仲：他抗战末期加入空军，飞行侦察日本人。

后来侦察你们共产党！

我指着茹志鹃笑了起来。

1952年，在台湾例行飞行失事，他才二十五岁。

我和你不是错过了，就是干上了。

茹志鹃说。

一点也不错！

我第一个丈夫，在你们抗美援朝的时候，正在东京的盟军总部当翻译官，打北朝鲜！

我们又干上了！

茹志鹃挥起拳头，一面笑着。

有一位临时来访问的中国作家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题目尖锐，而且用英文讲，听众满堂。

他讲到幼年家境贫寒，遭受迫害，勤工俭学，留学英国，解放前一刻回国。

那以后的经历，几句话就滑过去了。

讲完听众提问题。

你在二十几年的沉默中，写作没有？有人问。

没有。

为什么？

我不要和文学发生关系。

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才有中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发现他们讲话很小心。

最近中国好像开放一些了，并且制定了宪法。

不知道年轻人如何反应？

那位作家笑笑：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

我所接触的年轻人对此毫没兴趣！

吴祖光代他回答了。

王安忆是年轻人呀！

有人说。

我们有兴趣的是现实问题，不是纸上的文字，她说。

假若中国有法治的传统，就不会有这么多政治运动了，吴祖光作了结论。

散会后中国作家自然是到我家聊天。

伯伯，王安忆对吴祖光重重叫了一声。

您是怎么入党的？

文化部长周巍峙把我叫去，要我入党，我就入了党。

后来，报纸访问我，要我谈入党感想。

我说，不谈！

那时，陈映真的《山路》在台湾《中国时报》获得小说奖。

我们举杯庆祝。

映真，为什么现在给你奖？我问。

我不懂！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给我奖

《三生影像》母女同在爱荷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