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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1页）

到此为止，日伪军的进展颇为顺利。

不过，其中颇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首先，需要对当地日占区的敌方军政组织作一说明。

在华北日占区，日军控制地方通过三层力量。

第一层是日军部队，这是日占区敌军的主力，例如上面提到的日军独混第1旅团和第35师团。

他们的战斗力比较强，是敌占区的防守骨干兵力和机动兵团。

但是，日军作为军事部队，无法完成对地方的掠夺，不得不依靠组织伪政权来实施。

同时，抗战后期，华北抗日武装日益发展，而日军总兵力有限‐‐连高度近视眼和轻度痴呆都送上战场了，从本土再调兵来不可能，只好靠发展伪军担任守备任务。

这些伪军名义上也是在伪政权属下的。

例如，文中提到的冀南道，就是汪伪政权在冀南14县设立的伪政权，最高官员为驻邯郸的道尹（就是那个在清丰被抓的倒霉蛋薛兴甫），以下13个县则有县长，均为汪精卫伪政权任命的官员。

冀南道所属伪军主要为警备队，即文中提到的保安队。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刘熙明在《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称冀南伪军有不少是当地红枪会等地方武装收编而成。

不过，从日方史料看，除了这些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地方武装以外，邯郸道道尹有一支直属的精锐教导队。

这支教导队由日军军官指挥，由两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组成，骨干均为效忠于日军的朝鲜籍士官与伪满军校毕业生。

这支部队也在清丰之战中被歼灭。

不过，所谓伪军和伪政权，由于毕竟是中国人组成，除了少数铁杆以外，对日军的忠诚度极为可疑。

即便是肯认贼作父的汉奸，其人品也决定了他们在日军战事不利时必然跑得比日军快。

事实上1943年以后华北伪军和警察士气普遍低落，通八路或通重庆根本不是新闻。

比如黄敬在1943年11月《对敌斗争报告》中提到&ldo;五分区某城伪军五百，关系即占二百……&rdo;国民党的档案材料中也称，冀中高阳一带日占区&ldo;各村派往敌碉堡及敌据点之联络员皆为奸党［国民党档案中对共产党的称呼］村级地下党员&rdo;。

靠这种伪政权来帮助日军统治地方，那冈村宁次中将近乎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所以，在日军和伪政权之间，还有一层，就是派驻伪政权的日本联络官和宣抚班等日方行政人员。

这些联络官们，表面上是顾问的职务，实际隶属于日本特务机关，是伪政权的太上皇，他们才是当地真正的行政主官和伪军的控制者。

1942年12月，周佛海曾请求日军更换这些联络官，称他们控制着汪伪省县政治、军事、经济的大权，应该由汪伪方面提名或批准。

这一要求当然不可能被日方接受。

在冀南道，道尹薛兴甫上头的太上皇，就是道联络官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