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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的魅力（第1页）

王蒙

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京，当代著名作家。

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

。

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

1978年回北京。

先后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入形》、《季节四部曲》等，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等，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等，文艺论集《文学的诱惑》、《王蒙谈创作》等，专著《红楼启示录》、《王蒙评点红楼梦》等。

在大六部口那个漂亮的四合院和陈设简陋乃至寒酸的房间里，我们从来只谈国家、世界、文艺大事。

我说：“上星期三，报纸上有一篇重要的报道……”

他说：“噢，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

我为他的水晶般的清晰吓了一跳。

因为他是夏衍，比我大三十四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距离我出生人世还有七年。

他永远是那么敏捷，条理，言简意赅，不打磕巴儿，不模糊吞吐，不哼哼哈哈，节奏分明而又迅疾，应对及时而又一针见血。

他的这些特点使你不相信他是一个九十多岁的入。

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

据说他从来没有达到过五十公斤，在他的生命晚期，他大概只有三十公斤重。

然而，他总是明白透彻，一清见底。

他当然是绝对的前辈，然而他从来不摆前辈的谱。

他早就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了，然而他从来不拿哪怕是一点点官架子。

说起待遇，他说五十年代有一回他出差到某市，当地按照他的级别给他安排了房间，“那房间大得太可怕。”

他说的时候似乎还“心有余悸”

。

八十年代初期，有一次邓友梅同志称他与另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老作家为“首长”

，他立即打断，说：“不要叫首长。”

他真诚待人，渴望吸收新的信息，对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动向感兴趣，而且像青年入一样的幽默，在这方面，他永远不老。

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是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闭幕词。

与一些官样文章不同，夏老语重心长地讲了反封建与学科学，字字出自肺腑，字字是毕生奋斗经验的结晶，寄大希望于年轻人，令人感奋不已。

对各种问题他常有独具慧眼的卓识，例如他说过，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

你听了会一怔，再一想实在是深刻：甚至连”

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骇入听闻的错误也是可以事后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弥补和纠正的，人一下子多出来了好几亿，谁有本事予以”

纠正”

呢？从此，世世代代，后人们就得永久地背起这多出的几亿人口的包袱——后果了。

华艺出版社一九九0年出版了一个《当代名家新作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