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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更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抗战期间他与他的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战争经济损失科学报告，因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

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所统领的人民大众，主动放弃了向日本方面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全部付之东流。

--这是当时在李庄时期的陶孟和与社会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所没有料到的。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1985年，一个年轻工人在废品站收购了一麻袋文件，后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鉴定，这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时期所撰成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之一部分。

但对这堆&ldo;废物&rdo;作何处理，仍无人理会，任凭这名已是老汉的工人处置了事。

悲夫!5

落花风雨更伤春（1）

落花风雨更伤春

既然社会科学研究所已不复存在，陶孟和的兼职所长也自然随之化为乌有。

名义上，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一职位，与他此前的学术声望，以及后来政治态度的转变是相称的。

但此一时彼一时，既然新政权已经建立并渐趋牢固，陶的学术价值与当年为中共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值一哂了。

据当年与陶共事的中科院人士回忆：陶孟和是文科出身，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只是分管出版和图书阅览，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等等。

这个话从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张稼夫回忆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证实，张说：&ldo;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

&rdo;6在张氏提到的几位科学院领导中，唯独没有陶孟老，这当然不是作者的疏忽。

既然陶孟和还坐在副院长那把尽管有些摇晃但尚未彻底翻倒的椅子上，这&ldo;事先交换意见&rdo;的程序按院章规定也应有他的一份，可遗憾的是陶孟和确实已经没有&ldo;份&rdo;了。

一位中科院的老科技干部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郭沫若因有副总理头衔，事情多，交往忙，平时难有时间顾及科学院的事。

张稼夫1956年因病调出后，张劲夫入主中科院，从1956年到19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

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务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按：1950年12月出任副院长）。

这位老科技干部又说，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决策权在党组。

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

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

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等。

这个时候的陶孟和显然被排在了中科院权力圈子之外，成了一个被架在空中的光杆副司令，晚年的人生也随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耸云端、摇晃不止、虚无缥缈的天梯。

他在忽忽悠悠的腾云驾雾中，身心俱疲，也许会再次发出久积于心的&ldo;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rdo;的呼喊吧。

尽管他的呼喊有些声嘶力竭，但没有人乐意回首一听。

时过境迁，痛失地盘和人马的陶氏自知再度拉杆子转战二龙山，重登梁山聚义厅或忠义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好把花白的头颅埋于中科院图书馆（按：陶兼图书馆馆长）一摞又一摞的故纸堆中寻找一丝精神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