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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第1页）

在斯大林时期，起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后来则变成了宗教。

更有甚者，如果用这一类比来看的话，那么先是急急忙忙地从教徒那里把旧约收回，后来又把新约收回‐‐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还有列宁著作的真实思想。

留给教徒们的只有唯一的&ldo;宗教教科书&rdo;，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它的可悲的出了名的第四章）以及&ldo;伟大领袖&rdo;的文集、小册子、文章和讲演。

（第9页）

在斯大林时期，恐惧不仅使人们不敢说禁止说的事情，而且也往往不敢想被禁止的东西。

（第15页）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之一就是不能把社会科学置于宣传框架之外。

社会科学的地位被降低到只能充当政策的奴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领导人的每一个新的政治花招，即使这种花招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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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在国内政策方面，就是在同外国的关系上，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也是够沉重的。

只是他以后的几任继承人大体上都继续执行了他的对外政策，这一点放到以后再谈。

总而言之，这多年形成的局面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

这时，赫鲁晓夫接掌权力，于是历史就将改革者的使命赋予他了。

当然，正如阿尔巴托夫指出的，再加上他在权力斗争中的需要，1956年他就在苏共&ldo;二十大&rdo;上作了那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秘密报告，苏联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改革之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困难的道路。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iddot;阿&iddot;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2）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当天晚上，阿尔巴托夫就知道报告的细节了。

是出席大会的弗兰采夫告诉他的。

弗兰采夫是《真理报》主管国际问题报道的副主编，著名的埃及学家和哲学史家，担任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这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还谈到了自己的感想：&ldo;我曾经想过，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发生，也应该发生，但我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

&rdo;（第55页）这事迟早要发生，它早已在苏联人的意料之中，岂不是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了吗？

阿尔巴托夫说：

现在回顾当年，也许可以说，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56页）

可是，这改革却十分艰难。

首先，在党内，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在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当时叫做中央主席团）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不同意二十大和对斯大林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