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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他们这一行人在是否需要一部法规的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

最后，他们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委员会的报告：&rdo;委员会认为，除了上帝制造的深深扎根于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准则之外，没有必要再制订别的法规。

&ldo;但是，黑斯廷斯写道，&rdo;看来，有一部分人仍然强烈主张有必要在立法方面采取一些行动。

&ldo;既然大家已认定在根本性问题上不需要搞什么立法，于是他们就颁布了一道打狗的法令，该项法令要求&rdo;立即不加区别地消灭辖区内所有的狗，不论是老狗还是小狗，雄狗还是雌狗，一经发现一律消灭。

&ldo;但在合法地杀死几条狗以后，就激起了强烈的反对。

有些狗主人威胁要杀死那些杀他们狗的人，而打狗队也武装起来准备战斗。

这时，队长再次召集大家开了一个&rdo;立法性质&ldo;的会议，几乎全体一致通过撤销那项打狗法令。

黑斯廷斯忆述：&rdo;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立法行动，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立法行动。

&ldo;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西部矿区探索制订法律的规模更大。

这些都是临时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的移民社会，通常都是远离已经建立的政府中心，也远离任何法院和立法机构。

我们手头有两份描述矿区探索制订法律过程的生动记述，那是在西部移民地区长大的人所写的。

在这些记述里，英雄并不是身高十英尺的带枪人物；主角是整个社会‐‐努力探求集体良知的社会。

乔赛亚&iddot;罗伊斯（美国哲学家，全家于一八四九年经小道横越大陆）和查尔斯&iddot;霍华德&iddot;希恩（后来成为那个时代主要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之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两人是合作者；两人都热衷于研究西部秩序是如何建立的，并相互交流情报和想法。

希恩的着作《矿区：对边疆政府的研究》（一八八四年出版）和罗伊斯的着作《加利福尼亚》（一八八六年出版），这两本书描写的矿区历史都是这些群体探求法律的长篇叙事史。

罗伊斯写道：&rdo;在美国立国伊始的纷扰年代里，人们的社会责任所最终造成的痛苦和压力，比任何地方和任何年代都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在自警团里任职几个月远比一生中偶然在一个平静的小镇法庭陪审团里工作要困难得多一样。

&ldo;另一方面，在纸面上组织一个城镇政府是轻而易举的，而这有时却容易&rdo;麻痹普通人的政治良知，从一开始就对社会过分自信&ldo;。

采矿者们认为，法律有时是自行发现和自行实施的。

与此同时，他们刚刚形成的社会的现实也教育了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法律逼人而来，似乎无所不在，这是社会的一种无法避免的需要。

&rdo;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比永久的法律给这些早期的加利福尼亚人‐‐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以更有力的教育了；它使他们认识到法律秩序的权威，认识到他们对社会应有的忠诚。

这甚至超过了旅途上的支柱（白天是天上的云彩，晚上是火光）对于沙漠里的传奇式的流浪者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社会责任的神网高悬空中，不可抗拒地落在所有这些无忧无虑的淘金者头上，尽管他们吹嘘自己是自由自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