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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2页）

但我们并不气馁。

第二天又去&ot;八办&ot;，见到董必武同志。

董老热情接见了我们。

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董老认真地对我们说：&ot;你们的愿望很好，我们支持，但希望你们考虑清楚，陕北地方很穷，物质匮乏，生活艰苦。

再有去延安要路过西安，那里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如果被特务抓到会很危险，还有杀头的可能。

这两点请你们考虑好。

&ot;我们当即表示坚决去延安，不怕危险，不怕吃苦。

董老和罗炳辉见我们态度坚决，就同意介绍我们去延安。

1938年3月底，我和阮庆、廖斌三人，带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通行证，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到达西安。

当时从西安到延安还容易走。

从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当局开始阻挠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困难和危险大大增加。

我们一路上化装成学生，不敢声张，不敢说笑，生怕碰到国民党特务，坏了行程。

但人人都是喜在心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满心欢喜地奔向延安，奔向光明。

回忆这一段经历，我怀着立志报国的满腔热情投考黄埔军校，努力学习军事知识的同时，时刻关心着国家命运、民族前途。

通过不断摸索，探寻抗日救国的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阮庆对我的思想进步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多次的交谈和讨论中，他引导我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

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武汉，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可以说都是靠阮庆的关系和介绍，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决不气馁。

特别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我个人的人生道路很有可能走不少弯路，不会如此顺利地走上奔赴延安的革命道路。

在以后的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美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战，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在人民军队大熔炉的锤炼中，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实现了我人生的价值和抱负。

第3部分、在延安革命的熔炉里

1、抗大‐‐革命圣地

我和阮庆、廖政武三人从武汉乘火车，两天后到达西安。

一年多前，这里刚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民主空气和抗日气氛都比较浓。

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店铺内外，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抗日标语，人们也都谈论着抗日打鬼子的事。

我们一路无暇多看，直接来到七贤庄一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叫我们先住下，等过两天有车去延安就送我们去。

办事处的同志们很忙，每天都要接待很多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抗日志士。

1938年4月4日，我们20多位来自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等地的热血青年，乘坐一辆美式道奇大卡车，由西安向延安进发。

汽车一路飞驰、颠簸，经泾阳、耀县、宜君、黄陵、富县、甘泉，于4月6日上午到达延安。

当我看到延河水和宝塔山时，内心非常激动，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延安，来到了革命的圣地。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走好人生路，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振兴中华奉献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