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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正如史学家裘克拉迪尼写的那样：&ldo;他们会把整个夏季时间都用来围攻一个要塞，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无限地延长。

当战役结束时，很少有人丧生，甚至毫无牺牲。

&rdo;[作者注：引自《剑桥中古史》，第8卷第656页。

]十五世纪末，那些著名的军人，如帕罗费里提和柯仑就曾宣称说：&ldo;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思考和计谋，而不是实际的冲杀。

&rdo;[作者注：转引自fl泰勒的《意大利的战争艺术》（1921），第11页。

]

关于这些军人，阿曼爵士这样写道：

&ldo;把指导战争的权力下放到伟大的雇佣兵长手中，让他们去执行，其后果往往是使战争变成一种巧妙的演习，或者象是进行‐盘棋赛。

作战的目的，只是想把敌人引人死角，然后将他们俘虏，而不是同他们进行一系列成本高昂的战斗。

甚至可以对那些雇佣兵长提出怀疑，他们象是不忠实的拳师，有时会事先同对手达成协议，故意把战斗打成平局。

即使发生战斗，往往也是一种并不流血的活动。

……马奇维里曾经引证事实，说是在某次会战中，被杀死的人不过两、三个，而被俘虏的人却有好几百。

&rdo;[作者注：《剑桥近代史》，第8卷第656页。

]

在这些雇佣兵与雇佣兵进行的战斗中，外交上的一种新概念开始产生了。

军人的&ldo;强权&rdo;与公民的&ldo;公理&rdo;的区别也开始出现。

因此，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的外交家和法理家来说，意大利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室。

二、法理学家与战争的限制

最著名的一位法理学家是格劳秀斯（1583‐‐1645）。

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即《战争与和平法》。

该书攻击了国际的无政府状况，指责了无限战争的破坏性。

同时，他也提出建议，认为在战斗、征服和榨取敌国时，包括对付敌国的平民百姓等等，都应当采取温和而有节制的态度。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托马斯&iddot;霍布斯（1588一1679）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写道：&ldo;每个人在他还有希望达到目的时，都应该尽量致力于和平；只有不可能达到和平目的时，他才可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手段，包括使用战争的手段。

这是由理性所产生的一种律令，或者称为一股规则。

&rdo;第一条，是谋求和保持和平，他称之为自然的基本法则；第二条，当然是进行自卫，他称之为自然权力的放弃。

[作者注：《利维坦》，第1部分第14章。

]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格劳秀斯，或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法理学家，都没有人认为应该禁止战争。

他们很明智地排斥了乌托邦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主张，战争中的暴力和破坏性行为，应该有所节制。

e伏泰尔（1714‐1707）讨论了节制的要求，并且在他的《万国公法》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该书于1758年在纳沙泰尔出版。

伏泰尔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他们之间谁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调节战争的规则。

这种规则，他称之为&ldo;国家之间的志愿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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