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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56）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57）阎尔梅说过，&ldo;寇起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rdo;，见《阎古古全集》卷六，《流寇议》。

（5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

第三章起义初期明政府的对策和义军主力转入山西

第一节杨鹤主抚政策的失败

当农民起义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耽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

同时又幻想来年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起义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

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ldo;变乱&rdo;的消息。

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ldo;盗贼&rdo;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ldo;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rdo;1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

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ldo;盗&rdo;。

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ldo;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

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

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

&rdo;2不久，岳和声病死，胡廷宴罢斥;改以刘广生巡抚陕西，张梦鲸巡抚延绥。

这时陕北的农民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

在如何处置业已揭竿而起的农民问题上，明朝廷和地方官员总的来说，都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就常常出现意见分歧。

崇祯二年二月，明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朱由检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

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

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

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

崇祯四年正月，他在疏中指出，&ldo;盗贼&rdo;之起，&ldo;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

&rdo;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ldo;行粮犒赏，所费不赀&rdo;，结果仍然是&ldo;诛不胜诛&rdo;，&ldo;屡剿而屡不定&rdo;。

采取招抚的办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必需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度过难关。

他说：&ldo;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

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

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

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