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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并说，有关方面（我当时体会是中共港澳共委）认为这是三十年来最反共的一篇文章。

我问：“对我会怎么办？会不会塞进一个麻袋丢入大海？”

他说：“不会！”

我说：“要就是架到澳门，送回大陆处理。”

他反问我：“谁告诉你的？”

我接着说：“文革时听说就发生过这种事。”

他反驳我说：“文革早就过去了，你不要胡思乱想。”

我主动提出：“你恐怕应该和我划清界限。”

他说：“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这个界限是永远划不清的。

作为老大哥，我要劝你一句话，邓小平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寄。

你可以理性地批评党的政策和做法，但请不要批评邓小平。”

我告诉费：“我曾听金耀基谈到中国的政策时，说过一句话：‘对邓不忍心批评。

’我很受启发。”

费马上跟进：“对呀！

金耀基是台湾背景，你不能连金耀基都不如。”

我说：“按照你的意见，我什么人都可以批评，就是不要批评邓小平。

这正是抗战期间新闻界人士对张季鸾先生的看法，说季鸾先生掌握了一个原则，什么人，什么事都批评，就是不碰蒋介石。

这也许是你们大公报的传家宝吧？”

费听后，正色告诉我：“老弟，我是爱护你，你不要开玩笑，文章千古事，下笔不慎重不行啊！”

当我向他告辞时，他很严肃地说：“老弟，这回娄子捅大了，我也没办法帮你了。”

我仍称谢而别。

后来，这件事，因为邓小平看到了这篇文章，顺口说了十个字：“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

共产党是最重态度的，态度是立场问题，立场对了，观点错了问题也不大。

于是事情急转直下。

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约我见面，见面第一句话是：“你那篇文章我看了三遍。”

我说：“我知道了，被认为是三十年来最反共的文章。”

他问：“你听哪一个说的？”

我答：“费彝民兄已严厉批评了我，指我犯了严重错误。

但文章已经登出来了，有什么办法？”

“不，不，不！”

王匡一连说了三个“不”

字，“那是费公（香港上层都如此称呼费）个人的看法。

你们是老朋友，他可能要求你严一些，不过我倒看出你文章中贯彻了一个总的精神，可以用五个字概括——恨铁不成钢。”

这五个字，显然是老邓十个字的衍生物。

我对邓小平不觉留下了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