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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

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

在胡适的建议下，曹校长首先聘请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聘请足以堪当学术重任的导师来校任教。

未久，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相继被聘为教授。

--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ldo;四大教授&rdo;或&ldo;四大导师&rdo;。

继&ldo;四大导师&rdo;之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博士李济（字济之），又加入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行列。

1923年，年仅27岁的湖北钟祥人李济荣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

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声名赫赫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二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thefreergalleryof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及其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所做出的成果和贡献，毕士博写信至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

在丁文江鼓励下，李济决定与对方合作，未久即辞去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的队伍，从而开创了&ldo;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rdo;，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ldo;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rdo;（李济语）打下了基础。

就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光辉前景，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曹云祥推荐。

曹氏一听李济的经历和名声，立即决定聘请。

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王、梁、陈、赵&ldo;四大导师&rdo;关系融洽，但最为投机、走得最近者，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

这一关系的形成，自是与梁对李有推荐、保举之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

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学者。

在清华任教时的梁启超还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这个时候的李济正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ldo;刚出笼的包子&rdo;，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为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

世间已无梁启超（2）

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鼓励和毕士博支持下，开始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从而催生了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

在此之前，袁氏曾跟随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调查发掘过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遗址，积累了不少经验。

此次李、袁二人到达晋南，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