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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2页）

因陶孟和梦想一举做大，在气势上首先压倒山中群雄的心理作祟，加之各大学的毕业生来势凶猛，陶孟和已无力选拔、延聘留学国外的&ldo;海龟&rdo;。

直到抗战爆发前，一个正式在编与储备人员共50余众的研究所，只有梁方仲等四只&ldo;海龟&rdo;，其他均为党性色彩混杂的土包子学者，且这仅有的四只&ldo;海龟&rdo;皆属于名声不大的小号型，相当于水泊梁山的朱武、陈达之流，压根无法与如梁山英雄鲁智深、武松、杨志、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之辈的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等特大型&ldo;海龟&rdo;相提并论，而傅、陈、梁等人又出身名门，非常看重家学渊源与本人在学界的身份地位，因而中央研究院原下属各所的人员，包括史语所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戏称陶孟和的调查所为&ldo;土鳖&rdo;或&ldo;土包子&rdo;调查所，大有轻视之意。

尽管如此，陶孟和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与称呼，依然按自己的处世哲学和行事方式带领如汤象龙、梁方仲等几员大将与一帮小喽啰，在属于自己的小山上默默经营，终于打拼出一方天地。

1937年抗战军兴，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而桂、而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板栗坳傅斯年先生旧居，老人九十六岁，为当年之房东（俞国林摄）社会科学调查所由昆明迁往李庄是在仓促中成行的。

既然此前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并与当地士绅就房屋租赁问题进行谈判，形成后来的被动之局已属必然。

当陶率部来到李庄这块陌生的地盘时，同济大学师生几乎全部占据了李庄镇内镇外的&ldo;九宫十八庙&rdo;，处于龙头老大的位置，只有一个张家祠让给了李济掌控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而次一级的史语所占据了郊外的板栗坳张家大院与周围民房，势力相对不弱。

社会学所到来后的境况是，前无救兵，后无粮草，没有一点人力财力支撑。

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师辈的身份，向学生辈的傅斯年乞助。

1941年10月28日，尚在昆明一筹莫展的陶孟和致电重庆的傅斯年：&ldo;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拨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

&rdo;也就是说，直到社会科学所人员拖家带口，乘车在坡陡路险的乌蒙山区颠簸的时候，陶孟和都不知道这些人该在李庄的哪个地方落脚御寒。

尽管陶孟和属于傅斯年的师辈人物，但由于两人性格以及处世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ldo;目空天下士&rdo;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曾做过北大教务长的长者放在眼里。

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很少往来，陶、傅二人更是少有交往。

现在，整个李庄镇涌入的外地师生、科研人员、家属等已过万余，宫殿庙宇已被同济大学近万名师生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占。

郊外山顶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有屋有房当是事实，但当地土著都在此居住，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

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氏的朋友、傅斯年尊敬的老师胡适之，傅氏是拼了性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置之地的。

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当然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山行复悠悠（2）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踯躅街头，不知将在何处栖身。

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水汽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彻骨的寒意。

这种气候使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更是难以适应。

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病倒，陷入了困厄潦倒、无家可归的凄凉境地。

匆匆赶到李庄的陶孟和只得和李庄党部书记罗南陔、士绅张官周等协商，把社科所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