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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两个文明的碰撞

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18世纪（乾隆正好死于18世纪最后一年），19世纪已经迎面而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资该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贪官和又把国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清朝，乃至于中国的整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庄内，已经酿就。

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湎在中华帝国的梦幻之中，而全国的文化良知，也都在这个梦幻的边沿或是陶醉，或是喑哑。

1793年9月14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

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

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

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ldo;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rdo;，&ldo;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rdo;，&ldo;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rdo;。

也许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70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

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

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

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

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词，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太顺耳了。

这座园林，已掺杂进某种凶兆。

乾隆皇帝

承德避暑山庄

19世纪的中国金融中心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

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