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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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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秋，李济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所作专题报告《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再次指出：&ldo;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因而这片土地上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大陆规模的。

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

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

&rdo;对于李济思想的光芒和学术上的造诣，多年后，台大毕业生李敖曾作了这样的评价：&ldo;在中国考古家由早到黑发掘古物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39;无聊的&39;乌龟壳研究会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四十年来的古史研究，竟使我们发现我们民族的脐带究竟在什么地方，使我们民族的心胸遥远的跑到长城以北、玉门关以外，这对民族自信心的鼓舞，总比空头口号家的&39;大哉中华&39;来得实际有效吧?&rdo;而&ldo;这种想象--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象，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

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rdo;。

对此，李敖举例说：&ldo;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39;管&39;见的。

这些博大的观点，自然使具有它们的人，逐渐能从本行的专业，发衍为&39;科学的东方学正统&39;，再从而在中国全面的有组织的推进科学思想，以使中国真正达成现代化。

&rdo;在谬论充斥的李敖言论中，这些评论算是少有的实在话。

李济的旧梦新愁（2）

早在1934年，李济在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就向世人展现了这一思想脉络和文化精髓。

纵观李济的一生，作为一个学术大师之&ldo;大&rdo;的体现，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整个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上，他极富创建性地提出：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设立国家博物院，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

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早在西阴村发掘时就做出了&ldo;古物国有&rdo;的示范性表率。

从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生前藏有近二万册图书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两岸的科学、教育机构。

3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的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

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之命运，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

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这就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在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李济于1949年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正式招生。

李氏除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之职，还兼任该系系主任，并聘请史语所的同仁芮逸夫、董作宾、石璋如、凌纯声、高去寻等到该系任教。

--这一创举，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

尽管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ldo;乌龟壳研究会&rdo;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却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

当时除一个叫乔健的学生自动转系来到考古人类学系外，首届毕业生仅有李亦园、唐美君二人。

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

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尹建中、连照美等等。

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练，大多数都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其中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尤其是作为后起之秀的张光直，在专业上的成就以及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声誉，甚至超过了他1953年前后，李济与张光直合影的业师、号称&ldo;中国考古学之父&rdo;的李济。

面对如此光芒四射的成就，李济生前曾不止一次颇为自豪地对他的好友费慰梅等人说：&ldo;我平生认为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

&rdo;后来李济的这两位得意门生，一位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位出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都为中国和世界考古人类学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