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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他还说起他以往的学生们，他对他们的来处、去向记得清清楚楚，记住的都是他们带给他的愉快。

他对爱情，是积极的悲观主义（2）

要离开了，那竟然是我第一次和余老师闲聊天，我放得很松，无话不谈。

我知道，龙华那天的长谈，带给我们双方更进一步的感觉，是离开上戏后维系师生交往的纽带。

上海――深圳――北京它的三个城市（1）

从未像看上海那样，漫不经心和优雅地远看我居住了十几年的北京。

这座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无数青年自各地而来，然后一转眼，就被吸了进去，卷了进去。

多数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这座巨大的城，还在不断地往外扩张，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等到退出城来，早远得再难看清。

有一回听说，毛泽东进北平前第一次看北平就在香山上，那里可以看到北京全景。

我和别人半玩笑半认真爬去看过，天气不佳

，雾尘满天，连颐和园都没怎么看清。

离开上海时余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我傻乎乎地回答&ldo;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rdo;。

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要干什么，所以选择北京。

在心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北京，天性散漫，总是在一个地方呆不长，只觉得北京嘛，位置最高，若再呆不住了，往哪儿去都是往下哧溜，省事。

我们谈起二三十年代的北平，那是他心目中旧时文人学者的家园。

很多大学在北京，很多大学者在北京，那时的教授、学者完全不必为生计劳神奔波，大学里的薪水足够租得起一座四合院儿，养活妻儿之外，还好雇一名老妈子，包一辆黄包车。

自北大、清华讲完课回家，就在火炉边看书、著书，而首都远在南京，这里的天空相对宁静、高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的北京，身份还有些模糊，政治味道很浓，观念也相当陈旧，生活条件相对南方，更是艰苦、滞后，我的一些同学视进京择业定居为畏途。

这之前我去广州的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找过工作，可能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和小说，更大的可能还是因为我是余秋雨的研究生，广东方面挺当回事地接待了我，所长副所长还有戏剧、舞蹈、音乐、美术好几个研究室的负责人都聚集到一间屋里，一个个地与我来探讨艺术，仿佛又一次的毕业答辩。

后来他们真的来函欢迎我去工作，我又犹犹豫豫对余老师说：&ldo;那儿是做生意的地方啊，我对做生意又没有兴趣。

&rdo;

余老师认为选择广州可能更好一些，它毕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前沿地带，是中国目前最有活力和希望的一片区域。

他的话我并没有认真听进去，我以为他只是理论上那么认为罢了。

几年后他自己也去了深圳居住。

他的话其实并不停留于理论的，那时他已开始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实践他的想法，甚至预感‐‐有人就称此为&ldo;文化预感能力&rdo;。

后来上戏的学生当中，无论戏文系、导演系，还是舞美系、表演系，都有一批不错的学生也都去了深圳，或者搞文化，或者经商，都做得有声有色。

我知道他们都会以余秋雨的学生、朋友自居，他们常常见面，互通信息，还像在上戏的小院儿里那样。

离开北京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了深圳&ldo;锦绣中华&rdo;的刘半仙，印象中他总在参与策划大的文化演出，不是把国外的弄到国内来，就是把国内的介绍到国外去，我们在北京见面时，他说的那些事情里有两件我印象最深，一是他说到一位他认识的女校友在深圳活得那么死气沉沉，他怎么想办法帮助她她都不开化，完全地自我封闭，滴水不进，难以融入深圳的活力中去。

他说的时候那么着急，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