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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1988年8月27日至9月l日，田曾佩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

最后，双方达成了一定内部谅解，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和相近之处，当然，分歧仍然存在。

会晤表明，苏方在促越撤军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

出于内政外交需要，苏方确实希望早日卸掉柬埔寨问题这个包袱，并借此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现高级会晤。

中苏政治磋商结束后，我就不再和苏联特使伊利切夫打交道了，以后也没机会再见到他。

后来听说，他先是丧妻，惟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

到了晚年，因身后无人，就将自己一生收藏的许多书籍和油画等，分别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

他于1990年8月去世。

我特地发去了唁电。

破冰之旅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为外长，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

此前，两国外长也有一些接触，但都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的会见。

这次外长访问，从相隔时间之长和任务之艰巨来看，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访问苏联的，有当时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

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于12月1日中午抵达莫斯科，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坐车去宾馆。

我们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宾馆。

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

苏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我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清晨时，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

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我抵达的次日，就去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

当时，他刚刚提出自己的&ldo;新思维&rdo;理论，给人以年轻有为的印象。

也许因为有了&ldo;新思维&rdo;，他特别爱说，话很多，会见进行了1小时40分钟。

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

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

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