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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2页）

我想另一个动机是我希望尽量避免委员会出丑，尽量庇护同事。

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也表明保持透明是多么重要，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但是，这段经历再次表明旧制度即使寿终正寝，也会想方设法拔除身上的肉中刺。

如果不能排除这种影响，我们还会为那个时代的警察系统付出代价。

前总统曼德拉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

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再说就有点陈词滥调了。

他知道恩彻贝扎会坐卧不安地等待戈德斯顿的报告。

因此，一拿到法官的报告，他就急切地要让恩彻贝扎知道他完全无罪，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

但是，我对这一不顾礼仪的举动却感到不快，于是打电话给总统秘书，说她应该告诉总统我不高兴，因为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应该第一个了解报告的内容。

我刚挂掉几分钟，总统就来了电话。

他说：&ldo;姆彼罗［我的非洲名字］，你是对的。

我应该先告诉你，但我为那个年轻人担心。

我道歉。

&rdo;像他这样如此屈尊的大人物，我所知道的没有几个，但他在全世界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人。

每次我想低头认输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真和善终于占了上风，而我又一次意识到能参与如此非凡的试验是何等的荣幸。

于是我又抖擞精神继续前进，直至遇到下一次迎头打击。

还没有来得及说&ldo;种族隔离&rdo;之前，又一次危机在1998年10月29日我们向总统提交《报告》前夕意外地发生了。

现在我更明白了什么是&ldo;鸡没孵出来前先别忙着点数&rdo;。

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令规定，委员会意在对个人、机构或组织进行不利调查时，必须书面通知调查对象。

这类通知送达过个人，也送达过各种党派。

每个调查对象都有机会向委员会提供进一步证据，修正不利调查的结果。

所有得到通知的一方，都有机会与委员会对话，但只能书面进行，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听取为数众多的可能被指控为罪犯的人的口头陈述。

在非国大的案件里，各种问题已经在三次涉及其政治和武装领导人的听证会上得到明究细查，他们也得到了充裕的时间对通知予以答复。

非国大要求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通知里的内容。

我必须说，我们中有些人对此十分吃惊，因为对非国大来说，通知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几经推敲的调查结果，都是以非国大自己递交的翔实、全面、坦诚的材料为依据的，其中包括为违反人权行为表示遗憾。

这些行为有时是解放运动的特工在执行非国大的政策，有时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遵守非国大的指示，还有一些则是干部对种族隔离当局的报复行动。

比如，非国大为在地雷战中造成的平民伤亡（地雷战也因此而终止）以及比勒陀利亚教堂街爆炸事件中伤害了无辜，而表示歉意。

非国大还承认，有些女性成员在设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的军营被奸污，领导层为此承担起了道义和政治责任，不愧为表率。

这一原则立场在非国大的最高领导层身上得到合乎逻辑的表现，他们集体象征性地请求大赦。

这一姿态高尚、可敬，充分说明他们没有抛弃自己的队伍，而是情愿代为受过。

可惜《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中没有集体申请大赦的条款，但是这一举动背后的动机是值得称道的。

因此，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