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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2页）

这一切都为我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事指挥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是很民主、积极向上的。

但任何社会不可能没有缺点。

外来的青年学生投奔延安，都是为了追求光明、自由、平等。

他们中的个别人看到一些待遇差别等不如意的问题，就很有意见。

一些青年学生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宣泄心中的不满。

其中颇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实味的小说《野百合花》，还有丁玲写的《三八有感》。

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参加革命，有些人却可以吃小灶，有马骑？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绝对平等、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

还有的人通过学习不仅没有解决心中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

比如有人就对边区实行的三三制表示不满，认为像李鼎铭这样的大地主，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和他合作。

因此也有个别人离开了延安。

不过这些负面看法，对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特别是在孝感师管区招兵的一段经历，再对比延安经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看来这些青年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思想过于天真，容不得任何瑕疵，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时，延安的民主空气很浓厚，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高昂，对革命理论的学习认真，对自己所选择的革命信仰是非常忠诚，但在学习中也难免存在一些盲目现象，比如那时我们大都坚信&ot;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ot;应该说，经过六七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提法不完全正确。

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知识青年的整体思想状态，的确是我们追求的理想。

1939年，母亲在家乡病故。

当时边区同国统区还可以通邮，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两边的通信才中断。

噩耗传来，我痛哭一场，回想母亲为了我的成长，辛苦了一辈子，我却不能在母亲身旁尽孝而深深地自责。

母亲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失去母亲的痛苦，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

可以说延安时代，是我个人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

这一时期物质生活虽然很艰苦，但精神收获最大，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觉悟提高最快，形成和奠定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是我人生道路的里程碑。

2、九旅

抗战初期，八路军九旅一直坚持在华北敌后抗日。

但蒋介石灭亡共产党之心不死。

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暗中部署胡宗南部进攻延安。

党中央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决定由华北敌后调回九旅驻防绥德。

绥德共辖米脂、吴堡等五个县，地理位置很重要。

当时党中央在延安，但军队发展主要在华北。

绥德就在黄河西岸边上，党中央同华北的联系，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干部，人员往来，以及部队前后方调防，都要通过这个地区。

当时，绥德驻有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

绥德专员、号称摩擦专家的何绍南还大肆招兵买马，扩大保安团，不断同八路军制造摩擦，企图控制延安同各抗日根据地的往来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