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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个新的时代随之到来。

1950年8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学界巨大的影响力，被新生的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名列夏鼐之前，考古所所长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

尽管梁思永身体虚弱无力，不能直接指导所内事务，但仍在家中参加或主持所内一些重要会议。

据夏鼐回忆说：&ldo;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

他说：&39;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

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材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

&39;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

&rdo;

1953年，梁思永在北京大学中关园96号梁思庄家休养，每天上午都在院内葡萄架前晒太阳自1950年秋开始，中科院考古所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在夏鼐带领下，先后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和赵固、北泉等地东周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车马坑数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

梁思永不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还为参加发掘的青年考古学家们撰写《辉县发掘报告》具体辅导，并亲自撰写报告参考提纲。

当时刚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安志敏晚年回忆：&ldo;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rdo;

就在这一时期，各地基本建设全面展开，几乎每天都有地下文物出土，而专业考古人员十分短缺，难以应付四面开花的新局面。

为有效抢救、保护地下文物和古代遗迹、遗址，1952年至1955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号称文物考古学界的&ldo;黄埔四期&rdo;。

梁思永对这项工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设置，以及实习选点等等细节问题，都作了认真建议和安排，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来自全国三百四十一位文物干部接受了培训，并很快成为各地区的业务骨干，许多人后来成为文物界著名的大佬。

同样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北京大学历史系于1952年成立考古专业，梁思永带病给予支持并参与筹划，为新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许多年后，1952届的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梁思永作为这项事业的开拓者施于自己的恩泽。

梁思永之死（3）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

到了1954年春天，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

3月8日，李福曼打电话叫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头脑尚清醒的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ldo;我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rdo;

据吴荔明回忆，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

突然有一天，&ldo;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39;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39;&rdo;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中国考古学界一颗巨星在他五十岁的英年陨落，科学界同仁无不伤感悲泣。

梁思永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题

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许多年后，有人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

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ldo;考古所副所长&rdo;这样一个官僚职位可与之相提并论。

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宦海浪潮中，一个整日战战兢兢的刀笔小吏。

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ldo;有用&rdo;还是&ldo;无用&rdo;的询问。

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地回答：&ldo;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

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rdo;又说：&ldo;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

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rdo;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但却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与建筑史学这道星河中最亮丽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