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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忏悔（第2页）

这两类忏悔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忏悔之前他们所干的“坏事”

、恶事、亏心事的性质不同。

需要面向大众进行忏悔的，他犯的“罪”

是“刑事”

意义上的，造成过公共性的危害，因而，他的忏悔就具有了“公共”

性的认知价值。

比如《东史郎日记》，它记载的是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

在那支军队里，没有人类之爱，士兵都被教育、加工成为作战的武器，他们坚信“中日战争是圣战”

、“效忠天皇重于泰山”

，自己的生命“轻如鸿毛”

，因此，士兵的惟一职责就是“麻木不仁地盲从长官”

——在这些“活武器”

的心里，只有为天皇而战才是报国尽忠！

结果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毁坏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

。

每念于此，身当其中的东史郎就感到罪孽深深，才有了“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

这样的觉悟。

所以，这种忏悔，既是为了向所有受害的中国人谢罪，更是为了避免再犯罪恶，也是为了安慰一下良心，扬一下名，赚一笔钱，其忏悔之意义对于本人、对于中国、对于全人类都是重大而深远的。

面对自我忏悔其“罪”

则与此不同，这里的罪不应属于“刑事”

意义上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讲不应这样，而多半由来于人性的不完美状态——种相对于“理想境界”

而言的不完美状态，因此，这种忏悔一般发生于教堂和私下，不具备曝光的必要性。

当然，如果本人愿意，曝光亦无不可，但是这类忏悔的性质已不同于前者，即不同于巴金《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而接近于卢梭的《阡悔录》。

明于此，从公众认识价值上说，我认为前一类忏悔必要而应该，后一类却可有可无。

怎么理解呢？

这仍需分开来谈。

说它“必要”

，是因为产生过这样大的恶劣作用，如果死不认帐，不思忏悔，这个人、这个社会就难有真正的长进，下次面临相同境遇时，极可能导致同类性质的灾难，从这一角度说，我们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进行忏悔。

“文革”

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是持久深重的，处身其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帮凶”

，都有自己推卸不了的一份责任，但责任有大小，责任最大的一类则是当时做官掌权的人物——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其次才是那些听信权力话语而纷纷响应的肇事者、武斗者以及为主子搞宣传的“文痞”

。

余秋雨有必要忏悔，但他并非是最有必要者，也并非一定要忏悔者。

否则，余杰怎么不让自己的父母——余秋雨的同代人也忏悔忏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