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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忏悔（第3页）

说它“应该”

，又因为真正的忏悔并不容易，符合逻辑、理论的东西，具体实行时又会面临种种困难，对于不同的人实行起来更是大不相同。

在一般人那里，他们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压根儿就实行不了。

此外，“面向公众”

的忏悔又可以分为两个等级，一是身不由己地被迫犯罪，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相反，他干了坏事，却误以为自己干的是极为崇高和正义的事，“文革”

中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就属于这一类；另一个则是意识到了自己在犯罪，却不愿不犯罪，企图靠了这犯罪捞取种种个人好处。

很难说“文革”

中的不少肇事者杀人、犯罪时毫无意识。

从情节轻重上说，最应忏悔的当然是最后这类人——余生也晚，虽然来不及经历“文革”

，但是凭借观察与阅读，我发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存活率最高、最能得心应手的恐怕恰恰也正是此一类人——这类人那时候就做着不小的官，后来依旧一路高上去，你能说他们当时没有起过很坏的作用吗？因此，我们最缺乏的也正是这类而非其他人的忏悔！

如此，朱学勤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

悲剧在不断地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

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

，这里只有控诉，而无忏悔，于是这个民族不断地上演着“忆苦思甜的闹剧”

。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在一次次巨大而深重的灾难面前，遮蔽、放弃了所有痛苦的资源——苦难来不及转化成资源，就被轻易丢掉了。

这样．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唤醒这个民族自大、愚顽、不思从根本上进行变改的意识！

以上是从忏悔的必要性说的。

再从它的充分性来看。

有必要忏悔，不等于就能够忏悔，忏悔还需要适度的条件与环境，所以，并不是你想忏悔就能忏悔，也不是你要忏悔就让你忏悔，并真正忏悔出深度的。

现成的例子就是，世间人的忏悔可谓多矣，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给人警戒的却屈指可数。

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有内外两个方面。

就外在因素看，条件、环境的合不合宜特别重要。

俄罗斯人能够反思自己整个二十世纪的成败得失，极大地得力于政治体制上的根本改变，尤其是改变以后政府公开了莫斯科档案，使得各类研究资料全面了，加以新闻、出版、言论自由，不仅忏悔可能可行，即连系统的研究也是相当容易的事情。

这是俄罗斯。

中国的情形目前怎样呢？就说“文革”

吧，我们的一些核心档案还没有公开，只靠着几个当事人零零碎碎的回忆就能把问题谈清楚吗？

况且，回忆本身带有相当大的偏向与扭曲，尤其在“文革”

这样重大的灾难事件上，只靠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进行研究更不容易，有点深度的也很难出来。

情势逼人，自危自保、讳疾忌医尚不足，我们能期待它有多大深度呢？

即使巴金老人的《随想录》，我早就撰文批评过它的缺乏深度，内中的忏悔是飘着的，许多说法根本就没有谈到点子上。

但即便如此，即便是巴金这样地位与声名的人，一部《随想录》的出生开始也费尽了周折，你还能期待其它更有深度的文章吗？

这就涉及到以下一个问题：让你自由忏悔时，你有这个能力吗？

实在地说，余秋雨即使愿意忏悔，我看也不一定就能悔出什么名堂出来，他的资质似乎并非思想型的人，而是“演员”

型的文人，所以，忏悔多半是飞扬的、不着边际的。